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关键是要通过课堂主渠道的有效教学培养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课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是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人才培养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课程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扎扎实实地推进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是关键。针对现代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政府为改变以传统的书本知识为基础的课程状况，自1998年开始全面启动新课程改革。
学校通过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课程培养人才。选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突破口，是实施以培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的重大举措。2001年38个实验区开始实行并稳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2006年9月全国所有的小学和初中都进行了新课改，10个省的高中也推进了新课改实验。
（一）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创新最为迅猛的一个世纪，它的总量远远超出20世纪之前人类历史知识创新的总和。面对知识经济的现状，世界各国都把教育作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基础，高度关注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经济发达国家都陆续进行了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的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不少国家将人才培养看成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主导课程改革确保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世纪之交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新一轮课程改革猛烈而持久，中国基础教育为适应时代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乘势而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课程改革运动。
专栏6-1
新中国的课程改革
第一次课改：1949-1952年。主要解决的是旧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各类教材和各类课程的“散”和“乱”问题，并且专门成立了负责全国统编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次课改：1953-1957年。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修订了中学教学计划，并于1956年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套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修订草案）。
第三次课改：1957-1963年。 这次课改重视学科与育人的作用，首次提出设置选修课，实行了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重视地方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
第四次课改：1964-1976年。根据毛泽东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压力过重作出的“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1964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只留下了各地自编的生活式教材。
第五次课改：1978-1980年。以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为起点，开始了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集中编写了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第六次课改：1981-1985年。教育部于1981年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组织编写了第六套教材。1984年教育部又颁发了六年制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同时对教学大纲也进行了重新修订。
第七次课改：1986-1996年。这一时期的课改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如“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第八次课改：1996年至今。2001年2月，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
课程关于国家安全和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告诉人们，在战争年代，帝国主义国家是以移植本国课程的方式进行文化侵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课程，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至今50多年的时间里，基础教育课程和教材先后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且每一次改革都不同程度的推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中国未能接受世界性教育改革浪潮的洗礼，但世界性课程 浪潮给中国教育以巨大的启迪。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对中国课程、教材改革提出要求，亲自过问教材建设问题，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并亲自批示拨款购置国外全套的中小学教材。实践经验证明，今日的课程改革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要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新人，必须不断推进课程改革。
培养创新能力必须依靠教育创新。世纪之交，随着科技革命高潮的再一次到来，西方发达国家发动了迎接21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挑战的课程改革，如美国推出了著名的“2061”计划，掀起了科学教育改革高潮。
面对新一轮世界性课程改革的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及“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将“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当作重要任务。
中国政府深感提高民族科学素质是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根据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种、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制定并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根据有关调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适龄劳动人口科学素质不高；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不科学的和行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也某些地区较为盛行。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全面发展要求青少年不仅要具有一般的继承性的知识，更需要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加强科学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变革教育模式与学校管理，改革课程和教材，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完善教育教学评价，提高教师素质，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
课程改革重在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和水平。中国政府下决心全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直接动因就是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此对相对陈旧的教材和教育教学方式进行变革是必要的。
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中国决心充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面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短缺、人口迅速膨胀等问题，人们认识到以往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或物质力量维持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必须转变为主要依靠具有高度科学和人文素质的人力。这种人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基本的学习能力、即阅读、书写、口头表达、计算和问题解决能力；二是要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具有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并能终身学习。
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教育创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着力于从小学生开始培养其创新激情和创新精神。这一核心观念的内部动力即来源于既往七次课程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取决于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
课程改革首先是观念变革。中国传统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所产生的危害影响至深，这与新时代地人才培养的要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工业经济时代，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主要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系统的知识技能传授几乎成为“课程”的代名词。对于知识生产而言，人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对于学校里的学生而言，他们的任务乃是接受、存储前人已经“发现”了的知识。在这种知识观的指导下，学校教育必然会出现书本中心、教师中心、死记硬背的现象。“课程即教学的科目”或“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展的总和”等，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
这种课程观在工业经济时代是适宜的，但在知识经济社会则呈现出许多弊端：教师向学生展示的知识世界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和简约性，与以不确定和复杂性为特征的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毫不匹配，教育、课程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在实践中，与知识、技能的传授无直接关系的校内外活动，往往被看作额外的负担而遭到排斥，这种知识本位的课程显然是不符合时代需要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过程。由于传统的应试教育影响，学校对于书本知识的热衷追求使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厌学情绪不断加重，学生为考试而学、教师为考试而教。因此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下决心把课程改革作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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